文化狂飙、政治氛围,以及油墨气味──台北三市街

文化狂飙、政治氛围,以及油墨气味──台北三市街

「老台北」,这三个字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各式介绍台北的文章,似乎藉由拉开时间距离,就可以在这座忙碌的城市中捕捉到一缕悠然气息,为紧绷的生活带来些许缓解。但老台北在哪里?又要如何才称为「老」呢?「老」与「新」或许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,但顺着历史脉络,我们或许可以稍为窥探昔日台北的风情余影。

旧台北城墙在清光绪十年(1884年)建成,位置约略在今日中正区内,然而此城墙仅存在不到三十年,在日本接管台湾后便逐步被拆除。拆除的城墙石砖,被挪移建设台北刑务所(战后的台北监狱)与台北部分地下水道及道路,蒋渭水、赖和都曾被关押在此。而拆除城墙后所建设的三线道,则成为台湾歌谣〈月夜愁〉一抹月光照射下,孤寂等候他人的场景。城墙拆除,使「台北」一词所包括的地理空间涵容入大稻埕与艋舺,称为「台北三市街」。

大同‧中正‧万华的旧梦时光(绘图 陈采莹)

去年,由Bookstore1920s、思剧场及蒋渭水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大稻埕国际艺术节以「狂骚的二○年代」为主题,邀请民众穿上一九二○年代经典服饰,装扮成文化名人走上街头派对。除了扮装外,更邀约艺术团体演绎不同层面的一九二○年代。一九二○年代有什幺样的魅力让人不断回味?

清朝统治台湾期间,因械斗失利从艋舺逃离的同安人带着信仰的「霞海城隍」来到大稻埕落脚。依靠淡水河畔的大稻埕,随着河口的开港通商逐渐成为茶叶、药材以及南北货聚散的商业集散地。日治时期,这个因商起家的区域被赋予新的名字──永乐町,而原先已极为兴盛的商业活动,因为加入布疋业更为繁荣,延续至今成为我们熟知以布疋闻名的永乐市场与过年必访的迪化街。丰富的商业活动使这里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与思想活力。

一九二○年代,大稻埕迎来思想「狂飙年代」,台湾民主代表蒋渭水将大安医院、《台湾民报》发行地、文化书局座落于永乐町三丁目,三连轩的店面使蒋渭水实现「一手治身,一手治心」的理想。今日这曾为民主思维诞生地,转换成台湾文化发扬地,以「一本走路的书」自名的「行册」座落于原《台湾民报》发行所,期望能持续餵养台湾的「寂寥之心、饥渴之口、空虚之灵」,而行册的邻居、原大安医院所在地则是被封为「台湾最后良心」的义美食品。除了思想涌动,文人之间的交际与多元文化的交融,让此时的大稻埕成为「最美好的时代」,1930年,郭雪湖所绘〈南街殷赈〉为此时代作了热闹的见证与总结。

经由北门,便可从大稻埕进入旧台北城。这清领末期的台湾政经中心,日治时期仍担负权力核心职责。总督府与台北公会堂,具体显现日本统治意志。1935年,日本统治台湾40年,为展现殖民成果,以台北为中心盛大举办为期50天的「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」,此场展览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场大型博览会,可说是呈现日本统治台湾的总成果报告,其中第一会场便是提前开放的台北公会堂。始政40周年博览会隔年,台北公会堂正式落成,虽以「公民会所」意义命名,却多为传达官方讯息使用。十年后,这一会所成为二战结束日本在台湾向国民政府受降的地点,后更名为中山堂,继续肩负历史政治意义。

顺着荣町通,进入号称台北银座的荣町,这里汇聚当时流行最前端、繁荣的事物。位于荣町三丁目的台湾第一栋百货公司──菊元百货,「七重天」的高度,使它在平均两三层楼的建筑中颇有傲视群雄之感。然而这样的骄傲在时代转变,几经转手的过程中逐渐消逝。1979年,此栋大楼被国泰世华联合商银收购,结束其百货生涯。

荣町通经过二次大战后,摇身一变成为以中国湖南衡阳市为名的衡阳路。顺着衡阳路前进,跨过由日治时期《台湾日日新报》转变成的《台湾新生报》报社大楼,便逐渐进入由油墨印成的万华活字印刷史。

在万华这个「老台北中的老台北」,狭窄的巷弄、紧密的屋舍,有一段时间总传来家庭印刷厂的机器运转声响以及浓浓的油墨味。那声响与油墨味来自上百家的大小印刷厂与各家报社,思想与知识不断地被转印成文字在全台流窜。

一九五○年代,时名仍为《徵信新闻》的《中国时报》从开封街搬迁至大理街,开始购买印刷机器自行印製报面,篇幅也从原先的一大张逐渐扩大。《联合报》也在五○年代末,搬迁至台北市康定路,报纸的编辑、採访与印刷、发行「一条龙」,销路更超过十万份。除两大报的落址外,散落街坊巷弄的家庭式活字印刷厂,为当时急速转变的台湾社会提供丰沛思想粮食。一九七○年代这浓浓墨味,回溯衡阳路,穿过重庆南路书店街,抵达「文学五小」的纯文学、尔雅、洪範所在的台北城南。

数位时代到来,活字印刷逐渐没落,直到1997年洪範书店发行最后一本由活字印刷的《徐志摩散文选》后画下句点,而铸字行也仅剩「日星」一家持续在台湾闪烁。儘管时光潮流不断沖刷旧有记忆,堆砌出新时代面容,但台北历史风貌却既幽微又执着地存在于日常,等待我们以不同眼光发现并进而获得感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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